蘿拉

       如何對待孩子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這個道理很簡單，對待無助的弱者檢驗著人類的惻隱之心和責任感，見證著一個社會有力量的群體遠離動物狀態的距離。"孝敬父母"是一種成人主導的"成人"的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子是一種文明。尊重孩子意味著敬重他們的生命，平等對待他們，愛護他們的情感，包容他們的缺點和對他們承擔責任；而不是利用他們。然而，回顧人類的歷史，我卻發現了那多施於孩子的殘忍，孩子被變成工具；在古代，孩子的工具化是以孝的名義實現的，到了近代和現代，孩子又同時成為一種"新孝道"的犧牲：成年野獸和國家摩洛勾結起來，以各種"大義名份"的名義，以"傳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義，屠殺、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們紛紛老化，孩子們紛紛死去。這是力量對軟弱的傷害，是現在對未來的傷害，是自然法則對道德法則的傷害。

　　這是一種永恒的傷害嗎？

　　孩子是獨立的人，還是"我的孩子"或"國家的孩子"："我"的孩子意味著我的責任，還是意味著"我"的"權力"，這是區分文明和野蠻的標誌。無論孩子是"我"幸福的材料，還是傳宗接代、耀祖揚宗的工具，或主義或什麼集體的零件，都是十足的惡和十足的野蠻。把孩子作為傳種的工具和主義的工具，是對孩子最瘋狂的利用，也是這個世界一切退化事件和不幸的總根源。

　　世界上可能在也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具"傳種"和"養兒防老"的"種危機意識"了。在這種文化中，孩子不是作為獨立的人格來看待來尊重的，而是被當做種的延續的工具來被"喜愛"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東方社會獲得了文化上的全面勝利。這種勝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尊嚴。魯迅先生說："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人的萌芽。"當孩子不幸夭折的時候，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傷痛哭，但總有那樣的成年野獸，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為對生命的哀悼，而是因為自己可能"斷種絕戶"了。正是這種心理，我們才可能理解這個民族幾千年來對女嬰的殺害、遺棄和虐待，一個敬畏生命而不是對孩子持種工具主義態度的人，不可能實踐這種"生命的價值"是不平等的邏輯。

　　女孩兒是兒童工具主義最不幸的受害者。我經常有一種幻覺，中國大地上每一棵小草就是我們歷史上虐待和被棄的女嬰；她們那麼弱小，那麼美麗，那麼不幸--她們在另一個世界無憂無慮地生活著；讓我們這個被稱為人類的世界顯得更加骯髒和醜惡；讓我因為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而深深地感到恥辱。這個可恥的民族，就是在無數個小女孩兒溺死時的抽搐中無恥地成長的。沒有人統計，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女嬰被遺棄，有多少可憐的小腳為滿足中國成年男人變態的獸欲而活生生地摧殘，有多少女孩因被叫做父親的那個東西的性別歧視而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和一切孩子應該擁有的歡樂。--"傳宗接代"這個動物教條，是中國人所有的教條中最惡貫滿盈的，我經常無可奈何地感慨：中國人何以愚昧到這種程度！在今天，可能只有"每個德國婦女有義務為國家生個孩子"這個納粹教條可以和它媲美了。有什麼道德和生理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這種觀念，僅僅為了讓它們在世的時候已經臭不可聞的肉體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夠千秋萬代地臭不可聞？女孩兒何辜？我希望每個中國人記住我們所犯下的罪孽，為了我們能擁有一個更人道更正常的明天。

　　到了現代社會，國家意識形態又給孩子設置了一個新的非人格化的父親，一個梅尼日科夫斯系稱為母狼的繼母：國家。這一新孝道最基本目的是把孩子訓練為國家主義的工具，訓練為瘋狂的野獸或馴服的家畜。於是，"傳宗接代"的說教就變成"接班人"的說教，雖然前者憤怒地將後者譴責為腐朽沒落的東西，但二者實際上來自相同的文化土壤，而"母狼"對孩子的利用更加組織化和不人道。

　　"接班人"教育對人的不尊重所根據的邏輯與"傳宗接代"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讓孩子為老人或成人的主義或事業接續香火不僅是不道德的，也沒有任何合法性。任何人，特別是孩子，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踐踏和剝奪這種權利是十足的狂妄和暴虐。新一代人憑什麼要與我們這代人保持一致？當我向自己的孩子提出這種非份的要求時我將感到自己太無恥了。

　　工具教育的荒謬性突出地表現在對孩子們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方面。對於兒童應該更多地給他們提供認識世界的機會，而不是生硬地把我們對世界的解釋強加給他們。似乎把這些"政治口決"背熟了就可以所向披糜了，就可以包醫百病了。"讀書時我們希望能從中聽到成人們的交談、孩子們的歡笑和其他屬於人類的聲音，但我們從來就沒有聽到過。"（黑格爾）"誓作ＸＸＸＸ事業的接班人"，校園裏仍然飄散著這首歌，儘管孩子們連主義與"變形金剛"有什麼區別都不清楚。在這脆脆的童音裏，"爺爺們"因感到"股權"後繼有人而欣慰；在這歌聲裏，窗外自由的空氣和美麗的陽光匆匆流過。

　　當然，"接班人"教育也導致了國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爭奪"繼承人"（接班人）即爭奪兒童方面的衝突。國家利益鼓吹利權主義，而家庭利益則鼓吹的利家主義。這種衝突有一個共同點，即"國家"和家庭都沒有尊重兒童的個性和天性；都沒有把兒童當做人，而是當做工具：對"國家"來講，兒童是主義繼承或者為國爭光的工具，對家庭來講，兒童是養老或者為父爭光（通常表述為"耀祖揚宗"）的工具。中國兒童的成長過程是相當艱苦的，他們一開始就接受這種相互矛盾的、不受平等尊重的、沒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與"孝"的競爭中，人的個性成了犧牲品。他們在"學校裏的官方謊言和家庭裏的非官方謊言"（布羅茨基）之間無所是從，他們感到一切都很虛偽，他們感到幻滅。所以中國人的思想歷程都經歷了三個階段：因痛苦而絕望，因絕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於是出現了"人生季節的顛倒"（周作人），出現了孩子的令人吃驚的市儈主義。

　　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未成年人有這樣強烈的財產意識；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父母對自己的兒女有這樣強烈的工具意識。這種工具意識背後可能是出於對死亡的共同恐懼。它們都想"長壽"，如果肉體腐爛就遺傳精神，孩子不幸成為"載體"。我一直不明白，這個如此實用主義的民族，何以"意淫歷史"（李敖）的觀念那麼強烈，而企圖"把自己託付給歷史"的人竟然如此的層出不窮？或者是因為"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角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招自己的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主義的傳種接代是對孩子肉體和心靈的共同霸佔。

　　對孝道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今天"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慎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也許應該同時意識到，８０多年前那場思想運動同時也是新孝道的始作俑者，"主義"和"現代國家"被置於"四綱六常"的位置，孩子們的天空多了一個仰望的目標。從此，"個人的勝利"還沒有開始就"失敗"了，一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孩子們從力量專政中以"軟弱"的新姿態站了起來。

　　"慈祥"的力量是強大的，但是從此它就失去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品質，母狼就是母狼的時代，也是母狼終結的時代。